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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翰 元代,元朝败退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汉人为元朝自杀

日期:来源:王翰 元代收集编辑:北京赛车微信群

元朝败退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汉人为元朝自杀

元末明初,这样的人还不算少。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是汉人,不仅包括元代仅用于指称北中国汉语人群的“汉人”,也包括南部中国说汉语的人们在内。在这些“元遗民”中,表现刚烈的人物并不难找。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或许就是郑玉。

郑玉是“南人”,属于通常被视为具有“民族压迫”色彩的元朝“四等人”制之中的最末一等。因为在儒士圈子里有一点名气,元朝曾“授以隆赐,命之显秩”,但他固辞不出,因此从没做过元朝的官。朱元璋的部下想录用他。郑玉自称已“荷国厚恩”,不能再辜负元朝,随后便自缢而死。另一个叫王翰的元朝二品高官,居官廉洁爱民,元亡后在山中藏身十年之久,最终还是被明太祖寻获,让他出来供职。他便把儿子托付好友,然后以自裁明志。

也有一些人的命运比郑玉、王翰好。“元遗民”里最著名的三个人,杨维桢、沈梦麟和藤克恭,被明人合称为“国初三遗老”。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当时南国诗坛领袖杨维桢。他可以赴金陵帮建国不久的明政府修定礼法,但绝口不提作官的事。他曾写过一首诗《老客妇谣》,以一个客居异乡的老妇不愿再嫁自况,曲折地表明自己不想入仕的心迹。

作为最底层的汉人,为何会做蒙元的“遗民”?归根结蒂还是和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有关,元朝在全国统治虽然不足百年,但正统性已经被士人普遍接受,臣子守君臣大义,不做两朝人臣是他们的底线,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汉人不愿在明朝做官甚至自杀。但可悲的是,元顺帝逃亡时,只带走了他的蒙古同胞,所以死节的大官不多,反而是中下层死节的汉人不计其数。

元朝时汉人一条命不超15块,为何元灭还有10万汉人自杀“殉节?

中国古代王朝更迭很快,有一些短命政权更是昙花一现,作为蒙元帝国是一个由外族建立的政权,这个民族的人口远远少于汉族,但却悍勇无比,顺利地打下了中原的江山。蒙元帝国统治中原后,汉人百姓陷入灾难中,而其他的比如色目人,金人,命运比汉人稍微好一些,社会地位也高一些。

每一次外族入侵都伴随着汉王朝的阵痛,阵痛是什么意思?一个是人数的急遽减少。这个好理解,争夺政权总要发生战争,战争就是消灭人口的。每到一个固定的历史时期,上天总会让人类发生点灾祸,把人口清理一遍。

不过五胡乱华时期消灭得也太狠了点,对汉人是一场灾难,到了蒙古入侵时期,汉人也急遽减少,剩下的汉人被称“南人”,放在社会等级末位。

元朝在建立之初将宋代的人口高峰杀成了人口低谷,估计连蒙古自己人都杀了一些,外族入侵之所以要杀人,一是为了抢占生存空间,元朝认为汉人没什么用,占着大量的土地,不如杀了,空出的地可以放牧。

二是民族自卑感。任何外族对当时的中原文化,都有复杂的感情,我们通俗的说,就是没文化人对有文化人的敬畏和嫉妒。

但没文化人取得江山,发了财,有了钱,他还是想当文化人,这就是历史中人性的复杂性。

法律是体现平等最好的一个衡量标准,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在法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蒙元杀了汉人,当场释放,汉人杀了蒙元人,那就是死罪,因为汉人是跟牲口差不多的物种。

元朝刚建立的时候,汉人的抵抗是很激烈的,这种抵抗加剧了元朝的杀戮,当时有一个人,我们要记住,是他救了中原汉人的命,他为统治者找到一条使用汉人的道路,他说,汉人还是有用的,所以不能杀光。

他就是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陛下要征讨南方,要平定天下,您有这样的志向,但也考虑下军费从哪里来?”

耶律楚材说:“汉人擅长耕种,如果我们让他们去耕种,交纳赋税,我们不就有钱了吗?”

他对窝阔台分析,中原征税来钱的途径很多,盐税是一个吧?地税是一个吧?还有商业税,铁税、山泽、酒,这样算下来每年至少六十万两银子,五十万旦米粟,怎么能说汉人“没用”呢?

窝阔台很感兴趣,就下令不要再杀汉人了。

后来窝阔台打下一座城池,又要屠城,耶律楚材说:“陛下,我们打下城池是为了它的土地和生产价值,如果把百姓杀光,谁来耕种土地,我们拿什么来收钱?”

“汉人有很多能工巧匠,他们会建造房屋,建造一切东西,杀了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就这样,耶律楚材把汉人能工巧匠全都救了。

他究竟救了多少汉人性命的?汉人一条性命值多少钱?

当时的物价,白银、粮食、布帛的税收总额,大约是七十万两,当时北方人口六千万左右,金国设十九路,就算人口折一半,也会有两千万条性命,平均每条每年贡献3分5厘银子,相当于人民币十五元。

从这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元朝汉人命有多微贱。但就是这样微贱的汉人,也有人愿意跟元朝同生死。

人是很具有依附性的动物,也就是“奴性”,人性天生优柔寡断,需要依附更为强大的领导力量,当这些汉人中的一部分,在新的社会制度中慢慢挣扎上来,坐到高位,拥有了权势和财富,他们对这个政权就由憎恶转为依赖,由痛恨转为不舍。

这些汉人的臣子,他们的儒家精神告诉他们,“忠君”,一个不忠的人与禽兽何异?

元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存在了一百六十年,这一百六十年说短也不短,很多矛盾足以平息。统治者坐稳江山也不再对汉人那么坏了,慢慢松懈了,百姓照常过起了日子。

上一个王朝的忠臣都死得差不多了,新王朝的学子做了官,取得了权势和金钱,对元朝就不是敌意而是感恩。

因此,朱元璋说出那句著名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说要解放汉人,当时没多少人渴望被他解放,反而很恐惧。一时间汉人纷纷自杀,多达10万。

相比于他们已经适应的元朝,朱元璋创立的明朝完全是一个新事物,人最怕新事物,所以大明建立后,很多汉族士大夫排着队跳海了,他们宁可自杀殉元也不愿意服从明朝。

郑玉是第四等级的“南人”,但他在元朝影响力特别大,朱元璋想请他出山,他绝食七天,临死前说他不能辜负元朝,为元朝殉节。

王翰也是汉人,元朝在朝廷为官,明朝建立后归隐山林,朱元璋也是请他出山,他也自杀殉国了。朱元璋后来看归隐的士大夫越来越多,下了一道旨――

这是说汉人如果不出来做官,就杀头抄家,这样压制着才渐渐的有人愿意为明朝效力。

士大夫是有信仰的一群,他们认为元朝不是外族,也是中华的政权,他们服务于这个政权很正常。二是程朱理学在中国还是很兴盛,程朱理学导致了更多的奴性,使得他们永远效忠自己的主人。

朱元璋北伐幽燕时有没有为元朝坚守到底的汉人

其实在元末明初,像伯颜这样面朝故国而坚守着对于它的忠诚的人,形成了很可观的一个人群。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都是汉人,不仅包括元代仅用于指称北中国汉语人群的“汉人”,也包括南部中国说汉语的人们在内。在这个“元遗民”的群体中,至少与伯颜同等刚烈的人物并不难找。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或许应数郑玉。

郑玉是“南人”,属于通常被视为具有“民族压迫”色彩的元朝“四等人”制之中的最末一等。因为在儒士圈子里有一点名气,元朝曾“授以隆赐,命之显秩”,但他固辞不出,因此从没做过元朝的官。朱元璋的部下想强行录用他。郑玉自称已“荷国厚恩”,不能再辜负元朝,先是不食七日,最终自缢而死。另一个叫王翰的元朝唐兀族高官,元亡后在山中藏身十年之久,不幸还是被明太祖寻获,逼他出来供职。他只好把儿子托付相知,以自裁明志,死时才46岁。

也有一些人的命运比郑玉、王翰好。“元遗民”里最著名的三个人,杨维桢、沈梦麟和藤克恭,被明人合称为“国初三遗老”。其中名声最大的,自然是当日南国诗坛领袖、“文妖”杨维桢。他可以赴金陵帮建国不久的明政府修定礼法,但绝口不提作官的事。他曾写过一篇诗歌,题为《老客妇谣》,以一个客居异乡、“行将就木”的老妇不愿再嫁自况,曲折地表白自己不想入仕的心迹。忌恨他的人把这首诗拿给朱元璋看,想借刀杀人。朱元璋确实曾以“不为君用”的罪名杀过人。他对发家之初江南地主文人宁肯投靠张士诚,也不愿追随他,一向心存旧恨;所以得天下后就报复性地对江南科以重赋。但这回他却没有怎么恼怒,嘟哝了一句“老蛮子只欲成其名尔”,就将此事轻轻放过。剩下的那两人,一个参加过编写官修《元史》,一个当科举主考官,主持过五次省试、一次会试。他们都以高年寿终正寝,始终没有接受过明朝的官职。

白居易《衰荷》与王翰《题败荷》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有何不同

【衰荷】 唐·白居易 白露凋花花不残,凉风吹叶

元朝社会很黑暗吗?

有的人说元朝是相当黑暗的。怎么黑暗呢,首先是大屠杀,其次是种族歧视,最后是不重视科技文化。总之,在有些人的嘴里,元朝是一个血流成河、汉人为奴、愚昧无知的朝代。简直比欧洲的中世纪还中世纪。在蒙古人令人发指的暴政下,汉人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甚至有些人还提出一个理论:本来中国宋代之前是很牛逼的,在这个地球上是领先的。之所以后来不行了,主要是蒙古人闹的。具体说来就是元朝的黑暗统治彻底摧毁了宋代之前积累下来的中华文明,以至于朱元璋接手的是一个被蒙古人玩残的烂摊子,后来虽然有大明的“励精图治、文治武功、科技发展、文化昌盛”但始终没有恢复元气,云云。

但是我总认为,他们说的那些理论,跟现实基本对不上。就是说,历史不是写小说,历史是科学。科学是要讲证据和逻辑的。不能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对于一个朝代的评价是要有真凭实据的,而上述的那些论调已经不只是缺乏真凭实据,而是根本与已经有的真凭实据相反。也就是说,哪怕没有资料,您编个资料来支撑自己的观点都不要紧。至少,您不能发表一种与现有资料都相左的观点吧?

统治不足百年 怎么还有这么多汉人为元朝尽忠自杀

王翰也是一个典型自杀的元遗民。他为官清廉,身为元朝堂堂二品大员,不愿为两朝之官,隐居山林数十年,可最终还是被朱元璋找到。朱元璋非要用王翰,可王翰铁了心不做明朝官,于是将自己的儿子托付给朋友后便自杀身亡。

除此之外还有“国初三遗老”沈梦麟、杨维桢以及藤克恭也是对元朝死心塌地。杨维桢(当时南国诗坛领袖)虽然给明朝修订礼法,但是对于为官之事之口不提。《老客妇谣》就是他不愿为两朝臣的真实反映。

唐代有几个诗人,宋代呢?,元代呢? 学霸帮帮忙,快点,我必采纳

王勃,骆宾王,宋之问,陈子昂,王维,孟浩然,贺知章,王昌龄,崔灏,王翰,王之涣,李白,杜甫,孟郊,贾岛,李贺,韩愈,刘禺锡,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杜牧,李商隐

李煜

宋:

苏轼,欧阳修,陆游,秦观,晏几道,李清照,辛弃疾,秦观,杨万里,范仲淹 ,柳永,王安石,朱熹

元朝:

马致远,王冕,

明朝:

于谦,袁宗道

清朝: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纳兰性德,袁枚,龚自珍,郑板桥

历史厉害的进 我急要

  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国家认同问题时,元朝灭亡后的那几十年中人们对元朝的态度,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明初甘为元遗民者为数众多。这里所谓遗民,指的是经历改朝换代后拒绝在新王朝担任一官半职的人们。这样一种遗民概念的完全形成,大概要到元明之际。但是,凡在前一个王朝作过官的人,不应当再改仕新朝,这一道德约束实际上是从宋朝起就得到大力提倡和强调的。所以宋朝灭亡以后留下大批遗民,这是大家都很了解的。当然上述道德约束并没有要求作遗民的人直接去反对新政权或者从事秘密抵抗运动。他们完全可以承认新王朝的合法性,只要采取消极的不合作态度(不再作官)就可以了。著名的宋遗民谢枋得就公开承认“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只不过他本人已是“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而已。1传说中的商遗民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当宋元时代的人们按领土国家的概念去考量这段史事时,他们发现,像这样作遗民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普天下的粮食,包括蔬果甚至野草,莫不属于周朝所有。因此他们宁可把“不食周粟”解释成不接受周的俸禄。当时人写诗说:“谁向西山饭伯夷?”那意思是:“伯夷久不死,必有饭之者矣。”这是实际上在婉转地说,他们并不是真不吃从周朝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

  ?元朝这样一个由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也留下大批心甘情愿的遗民,并且其中绝大多数自然是汉族。他们的个人遭遇差别很大。其中名声最大的三个被明人称为“国初三遗老”,入明后分别参加过编写《元史》、评阅科举考试的试卷等文化活动,但拒绝到明政府里面正式做官,居然都安然无恙地活到八九十岁。三遗老中间最有名的杨维桢写过一篇《老客妇谣》,借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愿再嫁的话题来表白自己的心情。据说有人把这篇诗拿给朱元璋看,建议朱元璋杀他。朱元璋说“老蛮子止欲成其名耳”,没有采取行动。还有一些人就不那么幸运,因为也有一点名气,躲了几年,还是被政府找出来,强迫他们做官,结果只好自杀。郑玉、王翰就是这样死的。当然更多的人没有这样戏剧化的命运,能够平安无事地以遗民身份了却一生。

  ?二是遗民心态的泛化。如果遗民是指拒绝在新王朝做官的人们,那么遗民的范围就应当限于那些获得过在新王朝做官的机会而又拒绝了这种机会(包括拒绝科举考试)的人们。这样的人数量总是有限的。但遗民的心态却可能扩大到比之大得多的社会范围中去。元明之际的遗民心态突出地表现在对改仕新朝的人们非常不以为然的社会舆论中间。明朝的开国文臣第一人宋濂晚年因为子孙犯罪受牵连,被流放四川,死在中途。当时流传一个小道消息说,宋濂对自己一生小心为人,却几次遭遇命运颠簸很有点想不通。在夔州的一个寺庙里,他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向一位老和尚请教。老和尚问他,“于胜国尝为官乎?”宋濂回答,曾经作翰林国史编修。老和尚于是沉默无言。宋濂当晚就吊死在寺院客房里。另一则关于周伯琦的逸闻也很有典型性。此人是元朝末代皇帝很欣赏的亲信,也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被放到江南做官后就一直赖在南方不肯回朝。朱元璋进攻苏州时,他与张士诚一同被俘。朱元璋责问他说:“元君寄汝心膂,乃资贼以乱耶?”于是先赐他大醉三日,然后处死。这些传说的真实性当然大有疑问。虽然后来确有人(例如谈迁)相信,宋濂曾经应召入元廷作翰林国史编修;但大部分人还是根据有关他的传记资料认定,他“以亲老不敢远违固辞”,“实未受官至京师也”。宋濂自己也曾明白声称:“在前朝时虽屡入科场,曾不能沾分寸之禄”。上述传言说他自认做过元代朝官,显然不会是事实。至于周伯琦,自然不为朱元璋所喜欢;但他是回到家乡江西,“久之乃卒”,也不存在被朱元璋处死之事。然而,传闻之词的缺乏事实依据反倒说明了它的可贵。因为它表明了当时人们对事情本应当如何发生的普遍见解。对降臣结局的想像,正好反映出明初人们遗民心态的泛化。

  ?三是明朝推翻元朝而统治中国,这件事在明初的人看来,它的意义不过是实现了一次改朝换代而已。这一点给钱穆以极大的刺激。在他的长篇论文《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里,钱穆非常敏锐地发现,当时人们大都“仅言开国,不及攘夷”,“心中笔下无华夷之别”。在钱穆看来,元亡明兴,远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一个结束异族统治、“华夏重光”的“大关节”。值得注意的是,钱穆自己感觉到,这是从当时人的历史语境出发而自然应该达到的认识。但实际情况却与他的想法大相径庭。元朝灭亡了,人们并没有伸直脖子吐一口恶气,大骂它是“伪政权”。元朝一百年统治的历史合法性并没有随这个政权的被推翻而一同失落。当然朱元璋在他出师北伐的檄文里讲过“驱逐胡虏”,这句话被后来的人们广为引用。但在更多的场合,他一直力图描绘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元末政治衰败,群雄并起。元失天下于群雄(有时候他也会说是“群盗”),而明朝立国,乃是从“群雄”或“群盗”手中再夺得天下。所以他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据当时流言,奉命北伐的徐达因故意放纵元顺帝北逃而受到朱元璋的责备。徐达反问朱元璋:“彼虽微也,亦尝南御中国。我执之以归,汝何治焉?”

  ?钱穆确实可以说是目光如炬。他只是从以上所列举的三个方面之一,就一下子切入问题的核心所在。即: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尽管“华夷”的种族意识始终存在,非汉族对于人口比自己多数十倍的汉族的征服与统治,往往还是能够被汉族所接受。这是为什么呢?

  ?对上述问题的一种最具有影响力的回答,就是所谓“文化至上主义”(culturalism)的解释。它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华夏或者后来的汉民族很早就认为,华夏文化是一种普世适应的文化。华夏与周边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不是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的差异,而是一种普世文明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异,也就是文明与半文明、乃至非文明之间的差异。这样,在前近代的中国人看来,所谓“夷夏之辨”表面上是族类或种族的差异,实际上主要是一种文化的差异。蛮夷如果提高了文明程度就可以变成华夏;相反,华夏的文明如果堕落,他们也会变成蛮夷。“文化至上主义”的解释认为,由于这样的立场出发,华夏民族的文化归属感超越了它的政治的或族类的归属感。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的传统把汉文化、而不是国家或族类(即种族)作为忠诚的对象。只要能够坚持“用夏变夷”的文化策略,那么从政治上接受蛮夷的统治也是可以的。

  ?在回答以汉族为主的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历史上多次接受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的统治这个问题时,文化至上主义的解释确实有它很奏效的地方。蓝德彰在1980年发表一篇论文里指出,清初文人对元代汉族士大夫的行动有一种特别的关注。相类似的境遇使这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同样深刻地感受到,由于汉族政体在军事上和结构上的种种弱点所导致的满族统治者君临天下的局面,可以由“充满力量的、真正的、普遍和永恒的汉文化主流”来加以补偿。文化至上主义就这样克服了“被更狭隘地加以界定的各种政治忠诚的见解”,从而使人们能够在明清之际的王朝更递完成以后,“抱着对他们自身文化的普遍性与永恒性的信念,参与到新的满-汉统治政体中去”。在这里,文化认同起到了超越政治、宗教乃至种族隔阂的功能。

  ?但是,从现代人的观念看问题,“文化至上主义”的历史解释听上去总是有点让人不舒服。因为照这种说法,好像汉民族的祖先一点国家观念或者爱国主义传统都没有,无论谁跑来统治他们,似乎都不是不可接受的。我以为,至少有两种原因,导致我们产生上面所说的这种感觉。

  ?一个原因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产生以后,人们的国家观念与过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国与国的关系方面,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决不能容忍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势力或集团的统治或操纵。在国内,一个人口上占多数的民族也不能容忍被一个人口上属于少数的民族的来支配统治。可以说,一个超越任何政府、政权形式和政治体制具体性质的永恒的、不可侵犯的“祖国”观或者国家观,其实是与近代民族国家一起成形的。在民族国家之前的“王朝国家”(dynasty-state)或“帝国式国家”时代,前面说到的那种国家观即使不是完全无影无踪,至少也不具备多大的影响力。今天的法国在罗马帝国时是它的一个行省,后来统治过那里的法兰克人是一个外来的日尔曼部族。而英国的皇室直到今天仍然是十一世纪侵占英格兰的诺曼底人的后裔。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今天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并没有从民族主义的当代立场出发,为他们的祖先曾经接受了外族入侵的结果而感到羞耻。这个结论对中国人当然也是适用的。

  ?“文化至上主义”解释使我们感觉不太妥贴的第二个原因,确实与这种解释本身还有一定的弱点有关。在从文化观的层面去解释“夷夏之辨”的时候,它基本上忽略了对前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作出必要的历史解释。公正地说,文化至上主义的解释者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在前近代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这一解释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一处甚至明确写道:“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天下’和‘国’是两个历史悠久的并列观念。”但他紧接着又说,在后来,中国人对二者的“含义和对它们各自的尊敬程度发生了变化。”列文森没有详细阐述前近代中国人对国家的“尊敬程度”究竟是如何变化的。但是,从他提出的中国近代思潮由文化至上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命题来看,从他断言“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来看,很明显,他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前是缺乏充分的国家观念的。在这一点上,列文森实际上还受到了他早年的研究对象梁启超见解的影响。他在自己著作里引用梁启超的话说:“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独立之势,吾氏之称禹域也。谓之‘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两人真正想强调的本意都应当是,从中国传统本身很难产生出近代样式的国家观念。但是在事实上他们却把文化至上主义与无论何种形式的国家观念都置于互相对立的位置。好像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年君主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居然一直不存在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前面提到的蓝德彰的文章,实际上只讨论了“十七世纪人们的看法”的一方面。明清之际的人不但关注参与到元政权中间去的那些人的想法,也高度关注拒绝与元合作的那些人们的行为思想。而只有在把上述两种态度结合在一起加以对照考察时,我们才有可能对当时人们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的历史状况产生更准确的认识。

  ?粗略地说,战国秦汉既是中国完成从早期国家向充分成熟的国家形态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特殊的“天下中国观”形成确立的重要时期。关于这个问题,罗志田在〈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一文里已对有关事实作出很细密的清理讨论。14这里只需要简单地提一下它最基本的几个特征。为讨论的方便,先从中国这个概念讲起。它在商代出现时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到秦汉时候,“中国”一词已经具备了它在后来被长期使用的三层含义。一是指包括关东和关中在内的北部中国的核心区域;二是指中央王朝直接统治权力所及的全部版图,在这个意义上它实际指的已经是一个国家;第三,它也是一种对汉族的称呼。

  ?关于天下的观念,日本学者安部健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中国人的天下观〉很值得重视。在这一长篇论文中,他已经考察过“天下”一词在《诗经》、《尚书》以及诸子著述中的使用情况。在安部看来,天下观念从商周时代的“京师-四方/四国”的观念中蜕化出来,是战国时代的事。因此他把战国之前称作“原天下观”时期。到了汉代,天下也有三层含义。最狭义的天下即所谓“赤县神州”,它与中国的上述第二层含义相重叠。它的第二层含义指作为国家的中国与它四周被称为“蛮夷”的种种部落所构成的世界。天下的第三层含义以为中国之内有九州,中国之外更有大九州,所以“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第三层的“天下”,为中国人所不了解的外部世界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和知识框架,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它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没有什么直接关联。除了被记载在正史外国传里,以及在偶尔接触到据说是出产在那里的奇珍异兽时会稍稍想起它们外,它们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前近代的国家观就是天下观和中国观二者的结合。排除了天下的第三层含义,中国不但是天下的重心所在,而且也是天下唯一的国家。根据另一个日本学者尾形勇的研究,“天下一家”在战国还是“天下合一”的意思,到汉代终于变成“天下归于一家。”我们不敢说,从诸侯继起到七国争雄的这段时期,中国历史是否还存在着出现另外一种结局的可能,那就是在今天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演变出一种均衡的多国体系来。但至少在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这种可能性似乎就再也不存在了。天下中国观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在投影的中心部位,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统一国家的边界可以随国力的盛衰而伸缩。非汉族的部落被压缩在边缘地区。边缘的放大必然引起中心部位以更大的比例增长。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来处独立之势”,应当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应该赶紧补充说,除了元朝和清朝,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王朝从来没有把今天中国的全部疆域括入自己的版图;即使汉族所在的地区,也很多次出现多国并存的局面。但是出现在汉族社会周边的非汉族政权,哪怕它们的控制地区实际上非常大,例如吐蕃、南诏,更大的如突厥、回鹘这些游牧国家,因为都被类似中心投影法所绘制出来的图像压缩在“天下”边缘的狭隘地带里,所以它们的存在并不干扰天下中国观的成立。与周边的情况相比,天下中心地区的多次分裂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分裂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甚至还发展出一套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但是从观念的层面,这种分裂被顽固地看作只是统一国家衰败时的不正常局面和下一次统一的孕育期。中国的古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是倒过来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为前一种说法更加能够突现统一不断生长的过程,它从分裂的局面中孕育产生,经历全盛时代而后走向衰弊,而这种衰弊又正是实现下一轮统一的预备期。只有统一的王朝才可以被视为正统,也就是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正统以外有各种“变统”,指的是合法性发生变异。而处于分裂时期的各国自身,往往都自称正统、自称“中国”,把对方看作自己实现统一的对象,称作“北虏”或者“南蛮”。朱元璋称杨维桢为“老蛮子”,正是继承的金、元对南宋国民的称呼。分裂时期也有一些小国家不敢有统一天下的野心,那就得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五代时期的一个吴越国王临死叮嘱部下“子孙善事中国”。弱小国家与自以为强大的国家一样,都没有想维持一个均衡的多国体系的观念。

  ?天下中国观既然排除了均衡多国体系观念的生长,历史上分裂时期国家对国家的征服和统治关系,也就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转换为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也可以说,恰恰是天下中国观抑制了对中国内部更小单元的那种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巩固。把一个汉族政权征服和统治其他国家的历史看作是中国内部实现统一的过程,这对历史上的和今天的汉族都是比较容易达成的认识。但当一个少数民族的集团或政权征服并统治了汉族社会的时候,情况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族类差异的障碍能够得到妥善安置,那么从天下中国观的立场出发,这个事实也就是可以接受的。而我们已经知道,“夷夏之辨”在中国人看来根本上是一种可能加以改变的文化差异。因此,结论自然是“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如果再回到一开头提到的钱穆心中的那个问题:历史上的汉族为什么会接受来自汉地社会以外的非汉族政权的征服和统治?也许我们应当说,文化至上主义只是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它的背后,还有一种来源于天下中国观的更深层、更基本的思想影响。

  ?秦汉时代的天下中国观本来包含着一层汉族王朝国家的内涵。汉民族对非汉族王朝的认同,需要对原先的天下中国观作出重要的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建立在汉地社会的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非汉族政权。学术界往往称它们为“异民族王朝”或“征服王朝”。建立这些政权的少数民族都来自中国北方,因此把它们叫做“北族王朝”也许最合适。这些北族王朝包括:十六国时期的很多国家,北魏及其继承国家即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代时候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族政权),辽、金、元,还有清。

  ?就这一系列北族王朝的历史特征而言,公元十世纪上半叶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界限。在这之前(也包括十世纪上半叶)的北族王朝建立者,在入主中原之前,多经历过一个在汉族社会周边地区长期活动,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社会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为支配汉族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最后在那里建立自己政权的漫长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自己的位于或者靠近内陆亚洲的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建立北魏的是从大兴安岭北段跑出来的鲜卑部落。从表面上看,他们立国中原后,还不忘记派官员去祭奠在家乡时所崇拜的祖先居住的“石室”。关于这个石室和北魏派人前去祭拜的史料记载,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呼伦贝尔地区“嘎仙洞”的发现而获得证实。但北魏统治者在保留与故地的象征性联系的同时,却在实际上中断了他们与大兴安岭北端同族部落之间的真正的、活生生的联系。证据便是居住在他们祖居地的鲜卑人,恰恰是在北魏时期被改用另一个汉语译名来称呼,这就是室韦。鲜卑和室韦其实是同一个民族名称(*sirbi)的两个不同形式的汉语译名。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故地血亲部落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维持自己的种族和文化认同的一种至关紧要的资源。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五代时的沙陀政权视契丹为“夷”,言下之意,他们自己当然就属于“华夏”的范围。而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果然也称沙陀统治者为“恶汉儿”。无论可恶不可恶,他们总之已被认作为汉人。当时有一个沙陀将领被人怀疑要自立为皇帝,但也有人不相信,理由是:“自古岂有秃头天子、跛脚皇后耶?”可见在当日人们衡量君主身份的合法性时,对沙陀人种族身份的权量甚至还不如“秃头”、“跛脚”一类仪表缺陷来得重要。以上讲到的这些北族王朝,它们的建立者事先都有一段被魏特夫在《辽代社会史》里称作向汉地社会“渗透”的漫长经历。它们可以看作是“渗透型”的北族王朝。

  ?与它们大不相同,十世纪上半叶以后建立的辽、金、元、清等王朝,都是真正“征服”型的王朝。它们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将一大部分汉地社会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时始终把位于内陆亚洲或其伸延地区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把它当作自己种族和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中原王朝的首都从黄河以南被搬迁到今北京,应该说就是征服型北族王朝领土结构变迁所留下的重大历史影响之一。征服型王朝的种族本位主义的意识和表现比渗透型王朝更为深刻和显著。元代在地方行政长官设置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相牵制的做法,清朝的满汉双员制,便是最著名的例证。

  汉地社会较先面临的是渗透型北族王朝的征服与统治。天下中国观也由此面临第一次不得不加以调整的历史局面。对北方汉族最初的反应,可以通过下面这段话获得简明扼要的了解:“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对此,北族统治者的态度也可以用一句话切中要害地表达出来:“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两种立场的冲突激发许多出惨烈的个人悲剧。北方汉人态度的关键转折,川本芳昭以为,大概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时代。这就是天下中国观第一次调整的简单情况。

  ?第二次的调整,或许并不如同一般可能想像的那样,发生在最初的征服性王朝亦即辽王朝建立的时候。它发生在元灭宋进而统一中国的前后几十年里。很多新的因素,似乎使得这次调整应当显得异常艰苦。首先是对国家忠诚观念的进展。从北宋开始大力提倡的对改仕新朝的明确否定,经过近三百年鼓吹,给士大夫在宋元之际的政治选择架设了一道前所未有的道德限制。其次,南宋长期面对占据着华北汉地的金政权所造成的“夷夏大防”的心理紧张,在紧接着发生的蒙古威胁面前被进一步地扩大了。再次,当元朝的水陆大军浮汉入江、顺流而东的时候,汉族文明所面临的,乃是它从未经受过的、可能会在它业已退守的南部中国被完全摧毁的严峻命运。所以,尽管征服与抵抗是历史上常见的主题,南宋人们在国家灭亡前所表现出来的忠诚观念和忠诚行为,仍然在中国历史上显得非常突出。但是,总的说来,这次的调整,所用的时间,比前一次却要短。从留下来的大量史料来看,大多数人对元的抵制,还是出于忠诚于旧王朝的动机;对他们从种族观念出发的民族主义意识,不应当想当然地予以过高的估价。至于个中原因,我们已经在前面简单地讨论过了。有些学者现在说,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原民族主义”的萌发时期。在我看来,这种“原民族主义”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它也是带有国家主义性质、而不是种族性质的“原民族主义”。

  ?所谓“认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如果说国家观念所讨论的是人们心目中的国家应该是何种形态的问题,那么国家认同所讨论的,则是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的状态、性质和表达方式等问题。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参与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运作的官僚群和作为国家候补官员的读书人中间。但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向其他社会群体的渗透,也由于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权力至少是部分地直接伸向民间,这种认同在一般民众中间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西欧在公元1000年左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在此后的几百年里,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从它们的“中世纪起源”当中逐渐产生、发育。从那时候起,西欧的国家认同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认同的形式发育、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情况与之完全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前很久就已经生成,而且一直持续地存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间。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混乱,所以需要在这里稍稍加以强调。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由三个层面构成。它的第一个层面集中体现于对在位专制君主的忠诚。皇帝就是国家。直到西汉后期,“国家”仍然还可以被用来指称皇室的近亲成员。汉以后,个人而被称为“国家”,变成皇帝一个人的特权。忠君与报国差不多是可以互相等同的概念。国家认同的第二个层面,被聚焦于维持着属于某一姓的君主统系的王朝。王朝在则国家在;王朝亡则国家亡。当人们说“自古无不亡之国”时,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当然只能是指一个又一个的王朝。宋朝皇室投降蒙古后,一直代替小皇帝决定朝廷军国大政的老寡妇太皇太后写信给还在抵抗的将领说:“如今我和小皇帝都已向蒙古称臣。你还能为谁守城呢”?对皇帝个人和对本王朝的归属与忠诚,在大多数场合是相一致的。但是二者有时也会发生互相冲突。蒙古俘虏了南宋小皇帝以后,逃到南方的官僚们为组织流亡朝廷,又先后拥立过两个年幼的皇帝。效忠于流亡朝廷的文天祥被俘后,元朝将领问他:你不追随投降的天子而“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文天祥的回答是,被俘的皇帝虽是我的君主,但不幸不能再执掌国政。他接着说:“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这个例子生动地表面,“宗庙社稷”,也就是一姓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最基本的核心。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改朝换代时前政权的参与者不应再为新王朝服务的观念,自宋代开始得到大力的强调。王朝认同的增强,使得遗民行为和遗民心态在宋和宋以后每一个王朝的覆灭时期都成为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支撑着元初的宋遗民和清初明遗民的精神世界的,主要是王朝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

按古诗形式、题材、诗人分类,拜托了!!!

  一、描写花草树木的诗

  梅花(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幽香来。

  墨梅(王冕)

  我家洗砚池头树,

  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

  咏 柳(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竹石(郑燮)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赋得古原草送别(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

  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

  萋萋满别情。

  描写祖国大好河山的诗

  望洞庭(刘禹锡)

  湖光秋月两相和,

  潭面无风镜未磨。

  遥望洞庭山水翠,

  白银盘里一青螺。

  独坐敬亭山 (李白)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忆江南(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鹿柴(王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望庐山瀑布(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望天门山(李 白)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乌衣巷(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平常百姓家。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浓妆淡抹总适宜。

  描写春天的诗

  泊船瓜洲(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春日(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

  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春晓(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惠崇春江晓景(苏轼)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江南春(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江畔独步寻花(杜甫)

  黄四娘家花满蹊,

  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

  安闲娇莺恰恰啼。

  春夜喜雨(杜甫)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夜径云俱黑,

  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

  花重锦官城。

  滁州西涧(韦应物)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绝句(杜甫)

  迟日江山丽,

  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

  沙暖睡鸳鸯。

  宿新市徐公店(杨万里)

  篱落疏疏一径深,

  树头花落未成阴。

  儿童急走追黄蝶,

  飞入菜花无处寻。

  游园不值(叶绍翁)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渔歌子(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清明(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描写夏天的诗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小池(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

  树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苏轼)

  黑云翻墨未遮山,

  白雨跳珠乱入船。

  卷地风来忽吹散,

  望湖楼下水如天。

  描写秋天的诗

  枫桥夜泊(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秋夕(杜牧)

  轻罗小扇扑流萤,

  银烛秋光冷画屏。

  天阶夜色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

  山行(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宿建德江(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

  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

  描写冬天的诗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

  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

  风雪夜归人。

  江雪(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送别的诗

  别董大(高适)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送元二使安西(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赠汪伦(李 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寄托思乡之情的诗

  泊船瓜洲(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回乡偶书(贺知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边塞诗

  塞下曲(卢纶)

  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

  大雪满弓刀。

  出 塞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从军行(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凉州词(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哲理诗

  题西林壁(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言志诗

  夏日绝句(李清照)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爱国诗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陆游)

  三万里河东入海,

  五千仞岳上摩天。

  遗民泪尽胡尘里,

  南望王师又一年。

  已亥杂诗 (龚自珍)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离情别绪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风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别情。

  《白云歌送刘十六归京》: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罗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一)、描写春天的古诗词

  汉乐府古辞《长歌行》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唐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线。不知细对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唐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唐韩愈《春雪》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

  汉乐府古辞《长歌行》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唐贺知章《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线。不知细对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唐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唐韩愈《春雪》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

  宋·苏轼《惠崇春江晚景二首》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二)、描写夏的古诗词

  宋·赵师秀《有约》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宋·陆游《初夏绝句》纷纷红紫已成尘,布谷声中夏令新。夹路桑麻行不尽,始知身是太平人。

  宋.辛弃疾《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宋.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三)、描写秋天的古诗词

  汉·刘彻《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三国魏·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唐·王勃《秋日登洪府膝王阁饯别序》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唐·王绩《野望》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唐·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唐·刘禹锡《秋词二首》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唐·杜牧《秋夕》红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四)、描写冬天的古诗和描写冬天的名句

  晋·谢道蕴《咏雪联句》白雪纷纷何所似,撒盐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

  唐·李白《冬日归旧山》一条藤径绿,万点雪峰晴。

  唐·李白《北风行》燕山雪花大如席,纷纷吹落轩辕台。

  唐·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唐·高骈《对雪》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唐·白居易《夜雪》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二、古诗词中的花鸟虫鱼

  1、带“花”字的诗句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唐·孟浩然《过故人庄》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唐·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宋·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唐·杜甫《春夜喜雨》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唐·李白《月下独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宋·张志和《渔歌子》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唐·杜甫《登楼》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唐·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2、带鸟的诗句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唐·杜甫《绝句四首》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唐·王维《观猎》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唐·白居易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宋·张志和《渔歌子》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唐·王维《鸟鸣涧》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唐·孟浩然《春晓》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唐·柳宗元《江雪》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唐·贾岛《题李凝幽居》

  3、绘虫的诗句

  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蛉伴绿螳螂。——宋·乐雷发《秋日行村路》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宋·杨万里《小池》

  马寅识路真疲路,蝉到吞声尚有声。——清·黄景仁《杂感》

  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唐·刘方平《月夜》

  无意带将花数朵,竟挑蝴蝶下山来。——清·朱景素《樵夫词》

  未悉前头花好否,且令蜂蝶作前驱。——宋·杨万里《寒食相将诸子游翟园》

  南窗一枕睡初觉,蝴蝶满园如雪飞。——明·华幼武《睡起》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唐·杜甫《曲江对酒》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唐·杜牧《秋夕》

  4、绘鱼的诗句

  一夜海潮河水满,鲈鱼清晓入池塘。——元·宋禧《即事》

  竟说田家风味美,稻花落后鲤鱼肥。——清·朱凤翔《村处闲吟》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汉佚名《饮马长城窟行》

  三、古诗词中的山水风光

  1、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唐·李白《望天门山》

  2、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唐·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3、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唐·李白《 》

  4、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5、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唐·白居易《忆江南》

  6、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王之涣《凉州词》

  7、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闭。---------范仲淹《渔家敖》

  四、古诗词中的爱国情怀

  1、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宋·陆游《示儿》—

  2、感时花溅泪,恨别鸟见心。--------杜甫《春望》

  3、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4、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

  五、古诗词中的离情别绪

  1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李商隐《无题》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5.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6、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六、古诗词中的名胜古迹

  1、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登鹳鹊楼》

  2、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洲词》

  3、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李白《朝发白帝城》

  诗中春

  1.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春晓》)

  2.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

  3.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诗中夏

  1、.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李昂《夏日联句》)

  2、.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范成大《喜晴》)

  诗中秋

  1.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李绅《悯农》)

  2、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

  3.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刘禹锅《望洞庭》

  诗中冬

  1.隆冬到来时,百花亦已绝?(陈毅《梅》)

  诗中山

  1.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柳宗元《江雪》)

  2.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登鹳雀楼》)

  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

  诗中水

  1.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骆宾王《咏鹅》)

  2.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题惠崇〈春江晚景〉》)

  诗中日

  1.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

  2.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元日》)

  3.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望天门山》》

  诗中月

  1.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

  2.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宿建德江》)

  3.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

  诗中风

  1.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

  2.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自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诗中花

  1、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

  2.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

  诗中雨

  1.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清明》)

  2.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诗中树

  1.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贺知章《咏柳》)

  2.忽如一夜春风来,干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诗中别

  1.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2.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3.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

  4.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盂浩然之广陵》)

古代诗人按朝代排序简介

曹操 曹植 诸葛亮 陶渊明 李白 杜甫 李贺 李商隐 杜牧 白居易 韩愈 柳宗元 李煜 陈叔宝 温庭筠 韦庄 贺知章 苏轼 苏洵 苏辙 王安石 欧阳修 曾巩 晏殊 晏几道 陆游 柳永 姜夔 周邦彦 张先 李清照 关汉卿 白朴 汤显祖 罗贯中 施耐庵 吴承恩 兰陵笑笑生 徐渭 刘基 冯梦龙 曹雪芹 朱耷 郑燮 …… 实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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